作学问，要费功力，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，但如何求得治学的门径和方法，也很重要。最近几年，接触一些年青人，有的人也很努力，读的书也不少，因为没有入门，自己没有治学的目的和方法，不知如何找出问题，如何处理问题，所以成就不大，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。
树立长远的目标，并且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，这是作学问应有的最基本的条件。有人认为考上大学、考上研究生就行了，就心满意足了，此外不考虑如何作一个有贡献于国家、人民，有贡献于学术文化的读书人。实在说，在目前的情形下，考上大学或考上研究生，确实很不容易，是很幸运的，但确不可认为以此就自满了。须知考上大学距离走上作学问的途径固然很远，就是考上研究生或研究生毕业，也只能说极为初步的走上作学问的途径，或者说极为初步的取得一些作学问的点滴经验，离正式走上作学问的途径还很远。作学问这条路，很不容易。如果不想走作学问这条道路，那就用不着说了，如果想走这条路，非树立雄心壮志、非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不可。
就拿研究历史这条道路来说，主要有两个方面：一是在史料上下功夫，一是在史学上下功夫。所谓史学，就是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，融会贯通，认识到各个时代的历史动态，潮流趋势，从其中得出社会发展的规律。只在史料上下功夫，不求明了历史的动态，就会把历史变成无用的东西；只求明了历史动态，而不在史料上下功夫，写出的历史就必然不是真实的历史。要在历史研究工作上取得成绩，必须二者兼备。前人司马迁作的《史记》，司马光作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就是很好的典范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就以司马光作《资治通鉴》来说，他费了三方面的功夫。先作《通鉴长编》，就是收集和排比史料；再作《通鉴考异》，就是对收集的史料加以检查和鉴定，哪些是正确的，哪些是错误的，哪些是可用的，哪些是不可用的，哪些是有错误需要修正的。经过以上两番功夫，最后写成《资治通鉴》一书。
如何对待史料，在历史研究中，是个大问题，史学工作者不能不注重史料。史料的范围很广，有史书，有各类的档案文卷，有考古出土的文物，也包括着流行民间社会的各种传说传闻。这些史料，分散在各方，搜集起来很不容易，保存起来也很不容易。史料中最主要的是史书，是经过后人编定的史书。中国在这方面十分丰富。就以四库全书的史部目录论，其中所载的史书，就很可观了。还有四库全书没有收入的，还有研究历史不能缺少的经部、子部、集部类的书，那就更多了，真是浩如烟海。要掌握这些材料，就需要具备一定的目录学、版本学知识。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，如何去找材料呢？有些历史工作者，作历史研究工作，就是从目录学入手。可是，目前很多年青的历史工作者很不注意这个问题。书本的史料，是现成的材料，尚如此困难，其他方面的史料，散在各方，收集起来，更加困难。
搜集史料不容易，鉴定和整理、运用史料更不容易。中国过去的大部分史学家，主要的功力用在这方面。中国的史学，是和经学并行的，也可以说史学是从经学中引伸出来的。经学是论道治世的。属于经的书，在汉代已经很是混乱，有真伪的问题，有残缺的问题，有字义不明的问题，有简牍错乱的问题，有篇章难分的问题。这些问题，混杂在一起，整理起来，十分困难。经过千百年经学家的努力，运用了各方面的知识，如目录版本、音韵训诂、名物学、文字学、舆地学等，才完成象今天流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这部重要著作。
但是，不能说只是在史料上下功夫，就算是完成研究历史的目的了。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，借以探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，这个目标大得很，困难得很，是应当更加注意的。有一个时期，历史工作者只研究小问题，疏忽了大的问题。有人讥笑这是“学尚苟且”，是值得注意的。比如说，有人研究农民领袖李自成死在湖北的哪个村，或哪个山下；有的人研究马可孛罗哪一天离开泉州，是哪一天上午或下午；有的研究某一个人的生卒年月，不惜多方寻求那个人的家谱、墓碑或墓志铭，认为这样作才是专家。中国以前治史学的人很多，但真正走上治学道路的并不多。目前中外史学界有一个偏向，好研究小题目，忽视大问题，不求融会贯通的去对待历史知识。这样达到成名成家的目的，比较容易，却是达不到研究历史的真正目的。
（摘自《文史哲》1981年第1期，有删节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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